父亲日记里藏着72年前的秘密,11位年轻文艺兵永远定格在那个春天

时间:2025-10-25 18:38:35

潮新闻客户端 杭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三分会 卢士青

编者按:今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75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永远不能忘记?杭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三分会卢士青女士给潮新闻发来一篇纪念父亲卢志方的长文,或许能给你答案。

老房角落那只深棕色皮箱,是父亲的遗留的旧物,皮质早已被岁月浸得发脆,边角处磨出了浅褐色的毛边,铜制锁扣上覆着一层薄锈,轻轻一拧就发出“吱呀”的旧响,里面只有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物件:抗美援朝军服的肩章被压得平平整整,泛着铜锈痕迹的纽扣依稀可以辨认;几枚被氧化得有点模糊的军功章躺在褪色的红绸袋里,一枚是“抗美援朝纪念章”,一枚是印有1950-1953年朝鲜文字的奖章。

还有好几张黑白照片:模糊的浙江财经干校参军同学集体照片、穿军装的父亲照片、一本1999年出版的《风雨五十年》(是浙江财经干校参军战友的回忆录);好几页泛黄的73师文工队老战友通讯录、浙江省财经干校同学参军40年通讯录、23军在浙、杭战友通讯录……

这些物件和资料,父亲藏了一辈子——里面装着他从未言说的烽火岁月,装着1953年那个染着鲜血的“四·二三”中,一群永远留在朝鲜山谷里的年轻战友的故事。

父亲珍藏了一辈子的军功章

弃学从军,赴革命征程

1949年的杭州,那时父亲刚满18岁,中学毕业没多久,正琢磨着未来的出路,恰逢浙江财经干校招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杭州首批培养财经人才的学校,旨在为刚建立的人民政权输送干部,解决剿匪后经济恢复、民生安定的难题。父亲抱着“为国家做事”的念头报了名,眼神里都透着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热情和期待。

1949年7月20日,《浙江日报》上刊登了浙江财经干校的录取通告,父亲的名字刊登在843名被录取的名单上,成为浙江财经干校成立后的第一批学员。9月,干校正式开学,学员们住进了杭州灵隐临时改造的校舍,除了学习必要的业务课程外,开始初步接触马列主义理论。父亲为自己能参与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感到庆幸。

1949年9月 父亲与浙江财经干校参军的同学合影

开学没多久,学校接到上级军管会的通知:部队急需有文化的青年,适应革命形势发展,从干校首批学员中选调两百人参军。大家都知道,参军意味着可能要去打仗,要离开家乡,甚至可能再也回不来。动员会后,父亲没多想,举手报了名。最终,包括父亲在内的近200名学员决定参军。

1949年10月1日成为军人的父亲照片

年仅18岁的父亲跟着队伍从杭州出发,经过了十多天的徒步行军。到了徽州后,他们被编入25军文训一队,开始为期三个月的集训。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出操,练队列、练匍匐,下午学文化、学革命理论,晚上还要排练文艺节目——因为他们大多是知识青年,部队希望他们既能懂军事,又能搞文艺,以后到了前线能鼓舞士气。

1950年2月,集训结束,父亲被分配到25军73师文工队,正式成为一名革命军人。1952年,朝鲜战争形势愈发紧张,这年夏天,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接到入朝命令,连夜收拾行装,一路北上。1952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半,在鸭绿江边,父亲和战友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抗美援朝,献热血担当

刚到朝鲜时,父亲和战友们先在后方进行了短暂的适应训练——熟悉朝鲜的地形、学习防空知识、适应寒冷的气候。朝鲜的冬天很冷,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呼出的气瞬间就能结成霜,父亲他们穿着厚厚的棉衣,还是觉得冷,晚上睡在坑道里,铺着稻草,却常常冻得睡不着。在潮湿的猫耳洞里环境恶劣,条件十分艰苦,可没人抱怨,大家心里都清楚,前线的战士比他们更苦,他们能做的,就是把文艺节目排好,到前线给战士们鼓劲。

作为23军73师文工队的一员,在朝鲜战场上的那些日子里,父亲和战友们的“战场”,不在冲锋陷阵的前线,却同样充满危险——他们每天都在“赶路—演出—躲避空袭”中循环,有时一天要走几十里路,演出三四场;文工队的工作没有固定时间,也没有固定地点——战士们什么时候有空,他们就什么时候演;战士们在哪里,他们就去哪里演;他们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各个阵地、坑道里演出,有时刚到目的地,空袭警报就响了,只能抱着乐器往防空洞里躲;有时演出到一半,炮弹就落在附近,气浪把人掀翻,爬起来第一件事,是先找演出服和乐器……

父亲说,文工队的任务,就是用歌声和音乐给战士们力量,让他们知道,身后有祖国,有人民,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而他们,也在一次次穿过炮火、一次次为战士演出中,从青涩的学生,变成了不怕牺牲的革命战士。

父亲在朝鲜前线的照片(第一排最左一个)

铭记“四·二三”,念深厚战友情

1953年4月,朝鲜战场的春天来得很晚,山坡上还覆盖着残雪,树枝上刚冒出点点新芽,离停战协议签订不到100天,大家心里都盼着战争早点结束,能早点回家。4月23日那天,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安养里的山谷里,73师文工队的战友们没有演出任务,就分散在驻地的树林、山坡和礼堂里排练新节目——准备等前线的战士换防下来时,给他们演一场热闹的节目。

父亲1953.12在城山底之新溪口

上午11点左右,一阵刺耳的敌机轰鸣声从远处传来,大家起初以为只是普通的侦察飞机,没太在意,继续排练。十二架美军F-86战机飞过驻地上空,突然向山谷俯冲下来,投下了百余枚摧毁弹、杀伤弹、燃烧弹和定时炸弹。瞬间,安养里的山谷变成了火海,爆炸声、尖叫声、房屋倒塌声混在一起,火光染红了半边天,整个山谷被爆炸的烟尘弥漫。

从父亲的战友韩关镇回忆录中的描写和事后绘制的现场惨状可以知道:等美军敌机飞走后,树林里的树木倒了一片,有的还在燃烧;地上满是弹片、碎石和血迹。他看到王炳山队长躺在不远处的山坡上,脸部已被弹片削飞,四肢残缺,只能从军装的领章辨认出他的身份;郑迅普、郑鸿彩、王世奎、张覃承四位战士尸体被烧焦,只能从形体上和面部依稀辨认出时谁;卢玲是文工队里最年轻的女演员,才17岁,此刻却被冲击波炸成了两截,鲜血染红了阵地;连瑞龙牺牲在离其他战友不远的斜坡上,手里还握着那本笔记本和钢笔,笔尖上沾着血,笔记本上的字迹被鲜血浸透……

他们的名字被工整地记在原73师文工队的通讯录上。

那次空袭,73师文工队33名文艺战士中,11人牺牲,他们的名字被工整地记在原73师文工队的通讯录上:王炳山、王文舟、卢玲、田仪、郑迅普、郑鸿彩、王世奎、张潭成、徐文凤、陈学贤、连瑞龙。当晚文工队的战友们久久无法入睡:那些熟悉亲切的面孔,前一天还在一起排练、说笑,转眼就没了,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文艺兵从不是“后方的旁观者”,他们和前线战士一样,直面着炮火与死亡,他们用歌声、乐器、剧本当武器,在坑道里、阵地上、防空洞里,为战士们注入力量,也用生命诠释着“保家卫国”的意义。

我想起小时候问父亲在朝鲜有没有遇到危险,他只含糊地说过一次:有次演出时,炮弹炸到坑道边,弹片落在一米外,身边的战友转眼就没了。当时我不懂这句话的重量,直到看到这本回忆录,看到通讯录上的黑圈,才明白他说的“战友”,可能就是连瑞龙,就是卢玲,就是那些永远留在安养里的年轻生命。

父亲从未跟我们提起“四·二三”的细节,或许是因为太痛,痛到不敢回想,痛到只能把思念藏在心底,藏在那本通讯录里,藏在深夜里的沉默中。

1954年12月,父亲(左)和战友在朝鲜老秃山阵地。

偶遇战友,续往昔情谊

退休后,我更加迫切地想找到父亲73师文工队在杭的战友。我联系了杭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周晓梅副会长,希望她能帮忙打听。周会长很热心,翻遍了研究会的老兵档案,终于在9月23日给我打来电话:“士青,找到了!你父亲的战友管治钧阿姨还在,住在临平,她也是73师文工队的,看了照片说认识你父亲的!”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一夜没睡,开始准备礼物——把父亲珍藏的1994年汇编的《二十三军73师文工队战友通讯录》找出来复印,又找了几张父亲的老照片,想带给管阿姨看看。

10月7日,在周会长和三分会罗黛丽的陪同下,我去了临平管阿姨家。开门的瞬间,我看到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头发虽白,却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暗红色的短外套,眼神明亮,一点也不像92岁的人。

“你就是老卢的女儿吧?感谢你们来看望我,快进来坐!”管阿姨拉着我的手,看到我带来的通讯录和老照片,眼睛一下子亮了,她能辨认出穿军装的父亲模样。

管阿姨深情地回忆起抗美援朝在73师文工团的日子,谈起年仅17岁的卢玲,一个和她一起从杭州去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文艺女兵,牺牲在离停战不足100天的1953年4月23日时,眼眶湿润了:真是太年轻呀。空袭的当天,管阿姨和几个战友在师部礼堂,等空袭结束后,她们赶到现场,得知11名朝夕相处的战友已经永远等不到回家的那一天了。

管治钧阿姨和作者(左)的合影

传承记忆,守和平初心

如今,我终于读懂了父亲生前的沉默。他不是忘记了朝鲜战场的岁月,不是忘记了牺牲的战友,而是把那些记忆藏得太深,深到融入了骨血。父亲平凡的一生,留给子女没有多少值钱的财物,但他珍藏的这些军旅岁月留下的资料,却是我们家族无形的精神财富。

作为23军的后代,我为父亲感到自豪——他从弃学从军的学生,成长为勇敢的志愿军战士,用八年军旅生涯,诠释了“青春”的意义;我更为那些牺牲的文艺兵烈士感到骄傲——他们本是意气风发的知识青年,却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用文艺当武器,在炮火中传递力量,最终把生命献给了保家卫国的事业。父亲留下的那些遗物,不是冰冷的旧物,而是有温度的记忆——肩章上的磨损,是他行军路上的印记;军功章上的光泽,是他立功时的荣耀;照片里的笑容,是他对未来的期待。它们既见证了父亲的青春,也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我知道,一个人的记忆有限,但一群人的记忆可以永恒。我会把父亲的遗物好好珍藏,把“四·二三”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不是为了诉说苦难,而是为了铭记:1953年的春天,在朝鲜安养里的山谷里,有那么多年轻的文艺兵,把自己的青春与信仰,永远刻在了保家卫国的丰碑上;我的父亲,曾与他们并肩同行,用一辈子的沉默与坚守,延续着对战友、对祖国的深情。

因为我知道,铭记,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传承,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而我们这一代人,更要带着这份记忆,守护好前辈们用热血换来的和平,让祖国越来越强大,让那些牺牲的英雄,能在九泉之下安心。

(本文图片均由卢士青女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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